我从四岁开始学习古文，小时候喜欢背诵《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中学时代喜欢看《语文学习》等杂志，也比较喜欢自然科学，后来由于身体原因学了文科，当时语文考试的成绩也还不错。大学考到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之后辗转到了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师范的学校教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章炳麟先生给这所学校题的校训：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功。

教书的时候萌生了读研究生的想法，所以就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研究生考试。在备考的时候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怀，他们主动提议让我少上课，让我安心准备考试。就备考科目而言，外语考试对我来说有难度，当时有个北大毕业的老师辅导我，老师说我的外语其实还不错，所以下了一番苦功后考到了北京。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我的专业是先秦至隋文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各自选题目，有同学提议我选《左传》，我的导师余冠英先生也有此意。但我觉得《左传》问题较多，争论不休，作者是谁，是不是存在左丘明其人，都不太确定，不太好写。后来决定放弃《左传》改而研究《史记》。余冠英先生说《史记》是个大海，浩瀚无边，但是也可以研究。他还说，看《史记》最好不要看标点本，要先看线装书，读得很流畅之后再做研究。我刚开始读《史记》还是很费劲的，只能一遍一遍读，慢慢熟悉之后，才开始着手准备毕业论文。当时的设想是研究《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余先生看到这个题目后对我说，中国的小说一开始就先写传记，写传主的生平事迹，这在外国很少见。其次心理描写很少，即使描写心理，也会通过动作或者某种语言体现出来，这些问题无论就《史记》还是后世小说而言，都值得探讨，所以研究《史记》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这个题目还是比较好的。当时我就在思考，西方人又是如何写人物传记的呢？我翻阅了普鲁塔克的《比较传记集》(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他比司马迁要晚100多年。《比较传记集》各传中，作者的叙述语言比较多，人物语言很少，主要是独白。有少数名人传，如《泰西传》《塞多留传》等，甚至完全不记载人物对话。而《史记》各传里，对话特别多。对话可以很好地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篇幅较长的《淮阴侯列传》，人物语言占了大半篇幅，作者的叙述语言反而比较少。西方这种叙述方式和司马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普鲁塔克和司马迁在关于人物传记写作方面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促使我对《史记》纪传体的写作风格有了深入的思考，最终以此为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

说到读书，不得不提到我的老师余冠英先生，他对我的专业指导让我终身受用。余先生文章的特点是不喜欢过分的考证，对于闻一多先生的考证方法，他是有不同意见的。余先生觉得闻先生写文章的考证方法就像是扣扣子，但是如果有一颗扣子掉下来，逻辑上就对不上了。

余先生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我也算是朱先生的再传弟子了。关于朱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专门写了《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述略》，我觉得写的还是很用心的。这篇文章赞扬了朱先生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朱先生用语义学的观点解释古代诗歌；二是朱先生的《李贺年谱》，考证了李贺系出大郑王之后。《旧唐书》《新唐书》都认为李贺系出郑王之后，但是唐代有两个郑王，一个是高祖从父郑孝王亮(又称大郑王)，一个是高祖第十三祖郑王元懿(又称小郑王)。那么究竟是哪个郑王呢？自阎若璩以来，有很多人主张李贺是大郑王后人，但是都没有具体的证据。经过朱先生考证，无论新、旧《唐书》，凡属小郑王后，其传必举“郑王元懿”或“郑惠王元懿”“宗室郑王元懿”；然而对大郑王后追述世系，仅至大郑王之子某王而止，不提大郑王，或虽然提大郑王，但不说具体名字。两《唐书》的这个文例，一经朱先生揭示出来，李贺为大郑王之后就成了定谳。我的这篇文章在《文学遗产》发表，当时有关文章多在这上边发表，不过都是小体字作为资料介绍，但我的是大体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写得比较认真。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相继转载过这篇文章。作为余先生的学生和朱先生的再传学生，我觉得我对他们总算有了交代。

朱先生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做学问的态度。朱先生长期生病，他的工资虽然很高，但家庭负担比较重，所以在照顾生活之外，他搞国学的时间很少。尽管如此，朱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还是特别勤奋、老实的。他的文章读起来很舒服，可能与他是个散文家、诗人有关系。这一点和闻一多先生不同，闻一多先生性情刚直，像孟子。朱先生更像孔子，温文尔雅。从才气来说，朱先生赶不上闻先生。朱先生旧体诗也写得不错，散文写得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最珍贵的还是先生做学问老老实实的态度。我反复读过他的文章《诗言志辨》，虽然开始感觉绕来绕去很不好读，但读到最后，发现先生的结论清晰明确，由此可见朱先生做学问扎实的功底和踏实的态度。他还有一篇文章讨论陶渊明年谱，写得也很不错。虽然朱先生现存材料不多，我们还是公认他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