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懵懵懂懂萌生写王安石的念头始于50多年前，那时我正在江西师范学院（今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生活在九百年前北宋的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无论今人、还是古人，对他倡导的新法聚讼纷纭。这让王安石饱受争议，但王安石永远是临川人的骄傲。我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这位临川先人，自然有种割舍不掉、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

当时我暗暗许了个愿—有一天要好好写一写王安石！1986年，南昌教育学院里那位很有侠气、很有能力的女党委书记江鑫，在班子里独排众议，把我调入南昌教育学院当中文教师，这对我写王安石起了大作用。南昌教育学院很小，堂堂中文系才十来位教师。然而，小有小的好处。我除了讲授《文学概论》外，还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公文写作》等课程。备课费时费事，却逼我读了许多书。特别是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我把中国古代文论、诗词、小说、戏曲以及中国古代典籍、历史书，乱七八糟读了个昏天黑地、不亦乐乎。大学评职称要论文，我写起文学评论，又读了不少西方美学理论以及世界名著。几年下来，自觉文史方面的学养较前有大的长进。

说来，叫人感到惊奇的是，南昌教育学院的小小图书馆里，史学方面的书不多，却竟有一套元代丞相脫脫主编的、廿四史中卷帙庞大的共计四十册的《宋史》。我大喜过望,感到这似乎是种天意，立即借了出来。

还愿的时候到了，2008年8月，我开始了以王安石为主人公的长篇纪实历史小说《千古风流—王安石与熙元变革》（以下简称《千》）的创作。

王安石的人品光风霁月，就连他的政敌也很景仰；他所倡导的新法是我国千年王朝时代无人可比的、了不起的经济改革，他竟然在九百年前就懂得用钱撬动生产发展。在这点上，王安石新法与现代金融政策可说是不谋而合。但当王安石及其倡导的新法作为美学载体进入小说世界，与作为史学载体的王安石及新法就不一样了，当然更与家谱不一样了。

王安石新法的成功，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被世人所认同。1944年，时任美国罗斯福政府副总统的华莱士来华访问，称王安石的“青苗法”对扭转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毋庸置疑，史学家和家谱修撰者对这点将浓墨重彩加以述评。我主观上不想迎合，只想写自己思考了很久的东西。因之，《千》的聚焦点仍落在王安石新法对宫廷官场、社会市井以及人的心理所带来的震荡上。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谁也改变不了这位中国古代改革家的宿命。为何而失败？我们应当做如何的历史反思？对王安石新法来说，皇权是很不可靠的。然而，作为掌握皇权的天子赵顼，是王安石新法有力的支持者，沒有这位天子的支持，王安石新法根本出不来，那就连失败的机会也沒有了。皇权是一种势力合成的气场。天子赵顼想大有作为，却畏天，更奈何不了两宫太后。当新法遇到难过的坎，赵顼就退缩了，王安石新法能不受到重挫吗？特别在赵顼驾崩后，皇权落到太皇太后高氏和司马光手上，王安石新法立即废了。

王朝官场是葬送王安石新法的最大推手。某种程度，王安石新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毀在贪暴的官吏手上。王朝子民的愚昧、对朝廷的敬畏和对官府衙门的奴从，也使得新法变形走样。王安石新法太超前了，失败成了它的宿命。就这样，本来无错、更无罪的王安石及其新法竟然不仅有错、且有罪起来。可悲乎？可叹乎？荒诞乎？

狄更斯《双城记》有段话：“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狄更斯说的是英国十九世纪的现实，却与王安石所处的时代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即便如此，谁也阻挡不住一股革旧创新动力，王安石的新法成也罢，败也罢，皆蕴含不可小觑的思想撬动力。

《千》作为长篇历史纪实小说，着力展现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以及同时代的司马光、苏轼、欧阳修、吕惠卿、曾布、苏辙、范纯仁、佛印禅师、太监李宪、边将种谔以及天子赵顼、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皇后向氏等众多历史人物的本来品貌，力图全方位展示北宋宫廷官场、社会习俗、边塞风光、以及各种世风世情，楬櫫王安石新法成与败、喜与忧及其引爆的波诡云谲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