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第?期二月初六日上渝说：“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指药括，总叙压略。粘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同年二月十一日的上谕，又命馆臣将《永乐大典》中值得辑录的各书，“撮取著书大旨，叙列目录进呈，以俟裁定。”可知，不论各省进书或准备辑录“永乐大典》的本子，都必须先经馆臣叙明各书概略，以便乾隆帝决定去取。次年五月十四日上渝说：“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既然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两淮马裕家藏的书已经进到，可见邵晋涵据辑录本写的《分纂稿》当写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到三十九年五月这段时间。至于将分纂的各书提要稿编定成《四库全书总目》并命另刊《简明目录》，则见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上谕中的一段话；“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土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据此，纪昀奉命将各书大旨勒成《提要》一书，是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以后的事了。除了四库馆纂修官们写的分纂稿和纪昀最后写的单行本《四库全书提要》外，还有散见《四库全书》各书卷首的另一种《提要》，可名之为《库本提要》或《四库原本提要》。这种提要与单行本《提要》不尽相同，近人金毓黻在《文溯阁四库全书原本提要解题》一文中说：“现行《四库总目》，本为家弦户诵之书，今再得此《原本提要》，；取以对校，则文达(纪昀)笔削之权衡与诸儒专精之所在，皆跃然纸上。”这是误把《原本提要》当作四库熔各分纂宫的分纂稿了。其实散见各书卷首的《提要》在解放前已由辽海学社汇印咸《文溯阁·四库原本提要》。我们拿邵晋涵《提要分纂稿》、《四库全书提要》和《文溯阁四库原本提要》三书篇目相同的部分作比较，《分纂稿》的文笔豪放·4l·恣肆，《四库全书提要》的文笔流畅朴实，差别是很大的；而《原本提要》与《四库全书提要》的文笔则如出一手，唯《原本提要》每篇较为简略罢了。故宫博物院影印《于文襄(敏中)与陆耳山(锡熊)论‘四库全书，手札》第四十二函中说：“提要稿吾固知其难，，非经足下及晓岚学士之手，不得为定稿。诸公即有高自位置者，愚亦未敢深信也。”可见《原本提要》和《四库全书提要》都是提要定稿，为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所手定，主要是由纪昀所手定。《缘起》把四库原本提要说成是诸分纂官所撰写是不对的。二比较其思想大约在1928年前后，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的儿子开列了一个中国文学入门书目十二种，其中特别说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净“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①。鲁迅既肯定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学术上的价值，又揭露了它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的思想，这里当然也包括对<<提要》的评价。又上节所引四库总裁官，大学士于敏中给陆锡熊信中的话，同样可以说明，于敏中对四库馆诸分纂官所写的提要稿是不放心的，只有经纪昀、陆锡熊之手，才算是符合乾隆帝意图的定稿。我们以邵晋涵的《提要分纂稿》与《四库全书提要》作比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邵晋涵《提要分纂稿》论《魏书》说；“自崔诰以修史被谤获祸，后遂酿成风气。故李庶诉于杨倍，谓魏收合诛，其一时灌讼之状，犹可概见，收之得免幸也。然李延寿以唐臣修叫匕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校异同，多以收书为据”。再看《提要·魏书》条：“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①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汜》。1977年版第9l一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