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铁华，男，汉族，吉林省扶余县人。1982年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师从徐喜辰、万九河、陈连庆、张忠培等先生，具有文献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功底。在中国文明起源、西周监国制度与先秦历史研究方面有独到建树。现任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特聘院长、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出版了 《中国高句丽史》、《好太王碑新考》、《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高句丽史论稿》、《高句丽考古研究》、《高句丽古墓壁画研究》、《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高句丽研究史》等20多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主持国家级项目3项，省级科研项目6项，获省级以上科研教学奖励8项。《中国高句丽史》获吉林省政府图书出版一等奖、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高句丽古墓壁画研究》获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高句丽史简编》获吉林省教育厅优秀教材二等奖。 祝立业：您是我国高句丽历史、考古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在诸多研究领域有着开拓性的贡献，请您简略谈一下您的学术历程和学术心得。 耿铁华：我是1972年考入吉林师范大学(后改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的。1977年国家统一招生以后，人们往往把1972年到1976年入校的大学生称作工农兵学员。其实，学生的来源和学习经历基本相同。至于如何评价这些学生的学习状况以及他们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阶段，是不能否认的。我们同宿舍的几位有工农兵学员经历的同学，曾经说过，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不应该忘记。 1978年，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研究生，开始了更加系统的学习。当时，我的导师是徐喜辰、万九河、陈连庆三位先生，分别讲述先秦历史和先秦文献。古文字由孙常叙先生讲授，先秦考古则由张忠培先生讲授。1981年，顺利通过答辩。1982年春，国家决定将第一、第二两届通过答辩的研究生授予硕士学位。此期间我曾作为日本学者池田雄一先生的陪读，跟随陈连庆先生学习秦汉史一年，在同池田雄一先生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到日本学者对高句丽好太王碑的研究情况，产生对高句丽及好太王碑研究的兴趣，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图书馆收集、抄录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1982年末，我来到集安市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以好太王碑为中心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 在集安博物馆工作期间，主要任务是加强对集安境内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调查、发掘与研究。其中，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几次活动有： 1983-1984年，参加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重点是对于集安境内的文物遗迹进行调查。我作为普查队长，对于已经发现的古代遗址、墓葬、 文物窖藏及出土地进行复查，著录、登记、测绘、拍照、采集文物，同时发现几处新的遗址和墓葬，参与并组织资料整理，完成并出版了 《集安县文物志》。通过普查和编志，对于集安境内文物遗迹的分布、年代、规模、特点等有了深入的了解，为进一步开展高句丽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1984-1985年，参加了集锡公路高句丽古墓的发掘工作。此次发掘是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集安市博物馆共同进行的，总领队为吉林省考古研究所方起东先生，工地负责人由集安博物馆林至德和我负责。两年内共清理古墓113座，其中石棺墓1座，积石墓38座，封土墓73座，土石混筑墓1座，出土遗物931件。在此次发掘过程当中，对于高句丽古墓的类型、分期及年代获得了一批珍贵的资料，对高句丽古墓的形制结构及出土文物有了深刻的认识。我带领民工发掘的几座墓各有特点，特别是JYM3283，在墓葬结构、圹室构筑和出土文物方面都很有特点。圹室内出土陶器、铁器、金器、银器和铜质鎏金器等文物，特别是铁鱼钩41件，陶网坠167件，是过去从没有过的。 1993-1994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洞沟古墓群八五维修工程项目”，作为工地负责人，带领集安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山城下墓区、禹山墓区51座高句丽古墓进行了维修，其中包括兄墓、弟墓等积石墓和折天井墓、龟甲墓、莲花墓等一批壁画墓。在维修过程中新发现几座带有壁画的高句丽古墓，还发现了带有耳室的墓室结构，出土了一批金器、鎏金器、铜器、铁器、陶器等高句丽文物。 此外，还参加了一些古墓和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这些实践使我对高句丽遗址、墓葬的结构、年代、特点、出土文物及相关历史有了深刻的理解，为我的深入奠定了文物考古方面的基础。 我到集安工作以后，除了大型的调查发掘之外，充分利用文物保护和节假日的时间，重点对好太王碑的保护现状以及文字识读、相关历史进行研究。到1997年，我离开博物馆到通化师范学院工作期间，已出版了《好太王碑新考》一书，并完成了《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书稿，发表了一批高句丽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 从1982年到1997年，应该是我在集安博物馆从事高句丽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的重要阶段；1998年至今，则是带领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从事高句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时期。相比较起来，前一阶段是学习积累的时期，后一阶段则是建立队伍、出成果的重要时期。 如果说有一点学习体会的话，那就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学习：一是关于历史文献资料的学习。关于高句丽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中国正史中的《高句丽传》及相关资料，朝鲜古代文献 《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通鉴》等；另一方面则是关于高句丽考古资料的学习，主要包括好太王碑发现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集安(辑安)和平壤一带高句丽文物遗迹的调查报告和相关资料，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集安、桓仁等地高句丽遗迹的调查报告，要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最好能够亲自参加一段高句丽文物遗迹的调查和发掘。有没有这样一段实践经历，对于研究的深入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点体会就是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调查发掘的成果，需要认真学习和思考。要尊重不同意见，如高句丽起源、高句丽社会性质等相关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不要贬低别人，随意说别人的不同意见是硬伤，认为自己的意见完全正确，更不要对已被考古证实的文献资料怀疑或胡乱解说。还有一点，撰写论文时一定要使用史学语言，不要随意运用文学描写的语言，更要避免编造故事，努力使历史考古研究论著规范、科学。 祝立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好太王碑碑文释读，碑文承载的历史信息，中、日、韩、朝等国学者曾进行过广泛的学术讨论，形成了一次高句丽研究的热潮，您也是参与者之一。您怎样评价当时的那次学术热潮？ 耿铁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因为今年(2014年)是好太王碑建立1600年，这是值得纪念的。好太王碑仍然是目前高句丽发现的最长文字的碑刻，记录的内容也最为丰富，是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最为珍贵的文字资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日、韩、朝学者围绕着好太王碑相关问题进行了几次讨论，形成了高句丽好太王碑研究的热潮。据我所知，主要是由于中国出版了第一部关于好太王碑研究的著作——王健群先生的 《好太王碑研究》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此书对于好太王碑的建立、发现、现状、捶 拓、调查、著录、研究以及碑文识读和考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对于日本学者提出的所谓“石灰涂抹作战”、“伪造《南渊书》”等进行了批判，同时对好太王碑发现时间、辛卯年条、倭的性质及守墓烟户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日本、韩国、朝鲜学者的注意，纷纷撰文进行讨论，形成了一次好太王碑研究的热潮。 此次好太王碑研究的热潮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特点： 第一，中、朝、韩、日学者加强了交流并展开了实地调查。1985年夏，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等率领日本好太王碑研究学者李进熙、武田幸男等十多人到集安好太王碑现场进行考察和讨论，中国学者王健群、方起东及集安博物馆相关学者参与了讨论。此后，日本学者李进熙、武田幸男、铃木靖民、古田武彦、东潮、田中俊明等先后来集安好太王碑进行考察研究。韩国好太王碑研究学者李亨求、高光仪，朝鲜著名历史学家朴时亨，台湾好太王碑研究学者高明士等先后来好太王碑进行调查研究。现场考察对于他们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中国好太王碑研究学者王健群、方起东、朴真奭、高明士、徐建新等也多次到日本、韩国、朝鲜进行学术交流。我也曾在韩国、日本的大学和文物博物馆部门介绍过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碑刻，也曾对朝鲜平壤和开城进行考察。 第二，中外学者之间不断加强交流，对于好太王碑相关问题也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如好太王碑重新发现的时间逐渐接近光绪三年和光绪六年两方面的看法。对于“辛卯年条”，中日学者的意见较为接近，韩朝学者的意见较为接近。关于“倭”的看法，有的认为“倭”不过是北九州一带的掠夺者，成群结伙，以海盗的方式进入朝鲜半岛的南部，杀人越货，索取方物而已；有的则认为应该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集团作战，应该是国家行为。对于守墓烟户的性质，有人认为是奴隶，有的则认为至少应该是农奴，因为不可以随意杀害，甚至连买卖都要受到限制。至于有人提出涂抹石灰是中国拓碑人初天富父子所为，目的是为了加快拓碑进度，多卖钱的说法，通过涂抹石灰实验和日本人留下的涂抹石灰照片，我对中国人涂抹石灰一事提出怀疑，认为是日本人为了拍照而涂抹石灰，涂抹石灰的时间并不太长。 第三，好太王碑研究热潮的另一方面特点是中外学者加强了对好太王碑拓本的研究。台湾学者高明士对台湾所藏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进行研究，其中对傅斯年的两种藏本、“中央图书馆”的两种藏本以及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先生收藏的好太王碑拓本进行著录和研究。中国内地学者徐建新对北京图书馆藏本、北京大学收藏的四种好太王碑拓本以及王少箴等私家藏本进行著录、考证和研究。内地学者朴真奭先生出版了《好太王碑拓本研究》一书，收录了北京图书馆藏好太王碑拓本、王少箴藏好太王碑拓本、《书通》创刊号收录《广开土境好太王陵碑》拓本、吴椒甫藏好太王碑拓本。日本学者武田幸男编著了《广开土王碑原石拓本集成》，其中收录了傅斯年藏好太王碑甲、乙本，水谷悌二郎藏本，金子鸥亭藏本，酒匂景信墨水廓填本。这些拓本的著录和新发现对于好太王碑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祝立业：2012年出土的集安高句丽碑，甫一面世，便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林沄先生、徐建新先生、魏存成先生、张福有等先生包括您也都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发表。请问您怎样看待集安高句丽碑对未来高句丽研究的意义？您认为未来加强此碑的研究，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耿铁华：2012年7月29日，集安麻线乡麻线村五组村民马绍彬在麻线河西岸发现一块石碑，上报文物部门。经有关专家学者考察研究，认定是高句丽时期的墓碑。经过多次调查，弄清了石碑出土地的自然环境、文物分布、石材所出之地。对碑石进行保护处理之后，捶拓出较精准的拓片，根据碑石和拓片，辨识出绝大部分文字，基本弄清了碑文的内容。结合好太王碑和相关历史文献，对碑文所涉及的高句丽历史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2013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第2版发表了署名 “集文”的文章：《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这是集安市博物馆首次向外界公布新出土高句丽碑的信息。文章介绍了石碑出土的地理位置、自然状况、碑文考释、与好太王碑比较、年代推测和重要价值，附有集安高句丽碑出土位置图和拓片。此后不久集安市博物馆的《集安高句丽碑》一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包括前言、集安高 句丽碑出土纪、集安高句丽碑调查、集安高句丽碑释文、集安高句丽碑文书体比较、集安高句丽碑研究、集安高句丽碑的价值、集安高句丽碑技术保护报告、集安高句丽碑日志、附录和后记等，书中公布集安高句丽碑文已识读文字156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5期，《东北史地》2013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林沄、徐建新、魏存成、张福有、孙仁杰和我的文章。其中，集安博物馆的 《集安高句丽碑调查报告》，我和董峰的《新发现的集安高句丽碑初步研究》两篇文章，被《新华文摘》2013年第14期转载，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重要反响。 1877年(清光绪三年)好太王碑被桓仁县书启关月山发现，引发了好太王碑与高句丽历史研究的热潮，135年之后，集安又发现了一通镌刻文字的高句丽碑，其对于高句丽考古和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高句丽碑的出土增加了新的文字资料，补充了历史文献的不足。目前出土的高句丽文字资料不是很多，包括碑碣石刻、墨书墓志、砖瓦模印刻划文字等，这些文字内容非常珍贵，尽管由于年代久远，文字磨蚀、漫漶，识读较为困难，但已经识读的文字为高句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新发现的集安高句丽碑正面阴刻碑文，汉字隶书，共10行，每行22字，原有文字220字，现已辨识156字。背面仅有一行文字，已模糊不清。这些文字涉及到高句丽历史、文化、丧葬、祭祀的诸多方面，与好太王碑和有关文献相互印证，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和认识，对于高句丽史的研究会起到和好的推动作用。 其次，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对于集安乃至东北亚高句丽考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好太王碑的发现，对于高句丽王陵的研究，对于好太王陵的认定具有重要价值，那么，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对于高句丽王陵的进一步推断起到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集安高句丽碑附近还有几座高句丽王陵，距离最近的是千秋墓，在碑的东南458米，JMM2100在碑东北659米，JMM626在碑西北861米，西大墓在碑西1149米。集安高句丽碑处在四座王陵之间，根据相互距离与附近的文物遗迹分布，集安高句丽碑应该是千秋墓的墓碑，碑石所立之处是守墓烟户聚居之地。 好太王碑文明确记载：“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差错。唯国罡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一方面说明，好太王以前，高句丽王陵没有墓碑，另一方面则是好太王尽为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差错。 集安高句丽碑的出土，证明了好太王碑的记载，同时说明，集安高句丽碑是好太王为其父故国壤王立的墓碑。 再次，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对与高句丽都城及世界遗产的保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集安作为高句丽都城自好太王碑发现以来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1935年以来，金毓黻先生经调查考证，已经初步认定集安（当时称辑安）城内的古城为国内城，北面山城子山城为丸都城。1944年劳干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上发表了《跋高句丽大兄冉牟墓志兼论高句丽都城之位置》一文，为高句丽大兄冉牟的墓葬正名，对墓志进行考释研究，同时肯定集安（当时称辑安）作为高句丽都城的地位。后来中外学者基本上按照劳干、金毓黻先生的思路深入研究，不断加入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使集安国内城和丸都城作为高句丽都城逐渐成为定论。 2004年7月1日，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高句丽王城有3处，高句丽王陵14处 (包括好太王碑)，高句丽贵族墓葬26座。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好太王碑是作为太王陵的附属建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新出土的集安高句丽碑应该是千秋墓的附属建筑，也应该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样就为世界遗产增加了新的内容。 此外，集安高句丽碑的造型和书法方面，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集安高句丽碑出土之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发表文章公布自己对碑文的识读和对碑文的看法。目前以及出现了十几种集安高句丽碑的释文，对于其中的内容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今后的研究，主要还应该从碑文的识读开始，最大限度的统一文字的识读，这就要求国内外学者认真研究，核对碑文与拓片的文字，使共识 的文字增多，并对相关内容作出合理的解释。根据文内容，根据好太王碑记载与相关文献，进一步确定集安高句丽碑的年代和性质。同时，根据集安高句丽碑的记载，进一步推进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相关研究。 祝立业：目前，我们注意到有关个人质疑集安高句丽碑的真伪问题，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耿铁华：集安高句丽碑出土后，国内外学者们对这一重大发现极为振奋，当即组织讨论、研究，并希望能有更全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问世。韩国报纸和网站相继发布了中国集安出土高句丽碑的消息，韩国古代史学会和高句丽渤海学会的学者发表看法，组织研讨会，高度评价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认为是“第二广开土王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也有少数国外学者对此碑石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考量可移动文物的真实性，一般说来首先要看其传承关系和出土情况。对于传世文物，如玉石器、青铜器、金银器、陶瓷器和书画等，一定要搞清其来源和传承期间的人事关系，从此入手来判断其真伪。对于出土文物，重要的是看其出土地点、层位及周边的环境。集安高句丽碑出土后，我们多次有组织地进行调查、测绘、拍照，访谈当事人及其亲属、邻居等。同时寻找其他遗迹和遗物，搞清石碑与附近高句丽墓群及王陵的关系，了解和确认集安高句丽碑石材选用之地，并对碑石采用圭形集榫卯结构进行研究，以证明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 关于集安高句丽碑的内容，有国外学者提出类似 “内容贫乏”、“文风洗练”、“缺乏高句丽特色”，而且对个别语句提出怀疑。对于集安高句丽碑文内容做整体评价需要对高句丽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和充分理解；对于高句丽民族起源、建国、王位传承、社会生活、经济形态、战争交往、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等进行过充分的研究考察，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认知；还要对高句丽民族的丧葬习俗有较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对于文献中记载的高句丽民族丧葬情况进行过考古学认证，多次进行高句丽古墓调查和发掘，至少要熟知和研究高句丽古墓发掘和研究报告，更要熟悉和研究好太王碑、中原高句丽碑，对碑文书体与碑文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于已经发现的高句丽时代的文字资料，如冉牟墓志、安岳三号墓、德兴里古墓、长川一号墓等墓中的墨书题记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集安高句丽碑，比起好太王碑、中原高句丽碑、冉牟墓志的字数都少许多，可以说是“文风洗练”。之所以以简洁的内容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好太王统治时期的文治武功，超过了高句丽以前历代王的建树；另一方面好太王以前诸王，除太祖大王武功略胜，小兽林王文治稍强，其他诸王业绩平常，加之距离好太王时代稍远，难以尽述。 至于说到“碑文中出现的‘天道自承’一词，是宣扬‘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中国道教的惯用语。一般认为，道教在高句丽出现于宝藏王时期，而并非出现于好太王—长寿王时期。如果此观点不误，那么6-7世纪使用的词汇显然不会出现在5世纪”。这种说法恰恰出于对碑文很大的误解，过于简单，也不准确。其一，此句的断句是错误的，原文“□□□□世必授天道自承元王”，应该断为“□□□□世，必授天道，自承元王”。“□□□□世”可能是“唯太王之世”，是说好太王之世，得到了上天赋予的统治之道，继承了上祖先王的统治。其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天道”并非道家专用词语。先秦诸子及其文献中都用过“道”或“天道”之类的词语。所谓的“天道”，是古代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对自然运动和天象变化的一种朴素认识，也可以理解为天或自然的运动规律。老子《道德经》、孔子《论语》、《尚书》、《左传》等典籍中都有“道”或“天道”的词语，并非都是道家之语。其三，高句丽人使用汉字，学习五经四书，熟悉古代文法。高句丽王治理国家从一开始就遵循着这种天道的思想，以使国运长治久安。好太王碑就有“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十分明显，高句丽诸王“以道兴治”的原则，从前三王就已经确立，集安高句丽碑“必授天道”和 “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是一脉相承的，用道家传入高句丽的时间来否定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不仅是对古代天道思想的误解，更是对好太王碑的无知。 现在，特别是集安高句丽碑公开展出后，国内外学者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了。不仅我国召开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学术讨论会，韩国、日本学术界也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国外少数人否认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的鼓噪已无人相信了。 祝立业：海内外过去和现在的高句丽研究状况您也都很熟悉，您怎样看待我国当下的高句丽研究？您认为我们相比其他国家，优势在什么方面？存在哪些不足？未来应在哪些方面加强？ 耿铁华：当下，我国的高句丽研究基本上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状况大体相当。 文革前，我国的高句丽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物博物馆学界，学术成果主要是高句丽文物遗迹的调查、保护和考古发掘方面，数量也不是很多。主要代表人物有吉林省博物馆的王承礼、李殿福、方起东和辽宁省博物馆的陈大伟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来，高句丽历史和考古研究全面展开。研究内容和方向更加开阔，研究人员从文博系统拓展到大专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如果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研究状况分为三个阶段的话，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的情况很相似。中间阶段表现得更热些，主要特点是一些从来没搞过高句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人物热心地加入，带来一些非学术的论述和研究方法，甚至出现一些否认前人历史与考古研究成果的错误看法和意见。目前的高句丽研究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状态，首先是那些争项目、争经费、没有研究高句丽经历和兴趣的人自动退出了研究舞台，还有些为了职称和名利的人也逐渐淡出了研究领域。其次，高句丽研究的队伍又恢复了原来状态，即是说只剩下那些一直坚持高句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人。不管是冷也好，热也好，有人重视也好，无人重视也好，他们的专业就是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照样在翻译他们的资料，写他们的论文。这一点只要翻一下每年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就一目了然了。 事实上，我国的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具有很大的优势。高句丽民族起源于我国东北，尽管国内外学者还存在着分歧意见，但是高句丽起源的部族都生活在东北或环渤海地区，高句丽建国后的都城都在汉武帝所设的四郡之内，特别是前两个都城纥升骨城(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城附近)、国内城(在今吉林省集安市区)。高句丽起源的历史，建国的历史，绝大部分发生在我国的东北，这里保存着大量的高句丽文物遗迹，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著名的好太王碑，以其不朽的长文保留下高句丽起源建国的历史、高句丽的王系、好太王的统治、王陵守墓制度等。不久前出土的集安麻线高句丽碑，也是价值非常。国外许多学者都到这里来考察高句丽文物，我们具有开展研究的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另一方面，高句丽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写成的，出土的碑碣石刻上的文字、墨书墓志、壁画题记、文字瓦当、文字砖上的文字都是汉字。古代文献，中国正史的《高句丽传》不消说了，就是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通鉴》等也都是用汉字写成而留传下来的。中国学者的语言文字的优势是外国学者难以相比的。 当然，我们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就亟待加强。 祝立业：在调入高校之前，您曾长期工作在文博第一线，十分熟悉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请您谈谈您对未来进一步保护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想法。 耿铁华：我在集安博物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对于文博系统的政策法规、管理体制、业务范围、工作要求等方面有些了解，包括可以继续实行和发扬的优点长处，也包括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和弊端。但是我毕竟离开文博系统十多年了，有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已经落后了，很难谈出什么新的看法和认识，但是对于集安高句丽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可以谈几点认识供有关方面参考。 2014年，正好是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周年。以往对于文物保护方面我们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工作的，世界遗产既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在保护、研究、开发、利用等诸多方面又有所不同。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世界遗产(包括文化、自然遗产)40多处，为了加强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亟需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使遗产所在地的政府、文化遗产管理部门、文物部门有法可依，按照法规的要求行使自己的保护管理权力。 集安作为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遗产地，多年来，按照《文物保护法》制定了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保护条例，有关部门不断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和文化遗产 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以确保世界遗产保护区域和建设控制区域不出现违章建筑之类。由于申报遗产期间，遗产保护区域的划定还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也需要在今后的保护中逐渐加以解决。 地方有关部门领导需要进一步提高世界遗产保护意识，在抓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同时，要抓好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同时要建设一支负责任的遗产管理队伍。 对于基层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经费、保护技术、专业培训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希望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得到解决，使我们的世界遗产、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传承。 祝立业：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是您一手开创的一个高句丽研究的学术重镇，请您谈谈该院的学术开展和学术研究的预期情况。 耿铁华：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的前身是高句丽研究所。开创这个研究所当时是师范学院的领导为了加强学科建设，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所采取的一个很有眼光的措施。说到开创高句丽研究院，我们不应该忘记已经故去的黄甲元教授、倪军民处长，还有已经退休的杨春吉所长，他们为高句丽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20年的科研与教学，使通化师范学院的高句丽学科成为省级重点学科、省级优秀课程，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的学者和教学人员。 截止到2012年，高句丽研究院完成并承担了国家、省级和院级科研项目110多项，出版学术著作与文集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 2013年，我也从高句丽研究院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目前，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由李乐营院长和梁启政副院长负责，他们将按照高句丽研究院的发展规划和研究方向带领全院科研和教学人员努力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